定位之困　　“临终”医院名称模糊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京开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息，路西侧立着新楼盘“理想城”，路东陈旧低矮的平房成群。在这里，民房与娱乐城、彩钢厂、印刷厂、小服装厂混居，垃圾遍地。　　一座“垃圾山”对面立着一栋米白色小楼，门前被打扫得非常干净。白色的牌匾上印着红十字图案的标识，这里就是万明医院。　　这家已经经营了6年的民营医院，是郑吉龙45岁创业的结果。　　2005年，大兴卫生局批复同意在西红门北路红华大院内，筹建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名为北京万明医院，级别为一级专科医院，性质为营利性医疗机构。　　之所以想开这样一家医院，是因为郑吉龙心里的一个遗憾。2004年他的母亲过世，他没能赶回陪伴左右。“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关心一下老年人，赚钱是第二位的。”他说。　　临终关怀是一种专注于患者在将要逝世前的时间内，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我们接收那些没有传染病、到了生命晚期的人，进行生命关怀，并没有年龄限制。这里有老人，也有孩子。”郑吉龙说。　　然而，医院的牌匾、网站都刻意去掉了“临终”二字，宣传医院时用“生命关怀”代替。　　郑吉龙笑着说，“这是心理学概念，一说‘临终’大家都不来了，但送家人来的亲属一定知道我们是临终关怀医院。”　　记者了解到，北京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在医院的名称上也没有使用“临终”字样。“中国人忌讳说到死、临终这样的字眼，老百姓觉得晦气。”松堂关怀医院的副院长朱林解释说。　　实际上，由于医院定位的模糊，万明医院也接收一些养老的病人，记者经过走访发现，万明医院住院部的西区和北区，仍然有一些住了许多年身体还不错的人。　　选址之困　　经营受制于外部环境　　记者采访的前一天，这里曾下了一场雨夹雪，通往万明医院的路有些泥泞。汽车经过时，轮胎溅起一串泥花。　　“只要下点雨，外面就很难走。”院长郑吉龙望着窗外，摇着头说。　　在开万明医院前，郑吉龙一直在做酒店管理，“从三星级做到五星级酒店，一直做老总的职位。”他说。　　由于西红门附近租金较低，郑吉龙选址于此，承租了一处废弃研究所的办公楼。　　尽管医院内部环境很好，但是医院所处的地区属于新区，城市规划比较晚。“这里企业、商户众多，大家的生活垃圾都随意堆放。”郑吉龙说，脏、乱的环境成为医院发展的瓶颈。　　最令郑吉龙惋惜的是，美国曾有一家公司想与万明医院搞合资。但当考察团来到医院后，看到外部的环境就打了退堂鼓。　　1987年成立的松堂关怀医院也曾经历过同样的选址尴尬。　　“我们搬过7回家，一开始在香山，比较远，就搬到社区附近，周围老百姓不让我们进院，都说跟寿衣店开在自家门口有什么区别？” 朱林说，松堂最后搬到朝阳区管庄才算安顿下来。　　他认为，外部环境对医院的经营影响非常大。　　管理之困　　院方存在漏洞免责难　　与谭淑兰家属的官司，万明医院最终被判赔22万余元，医院面临资金亏空的困局。　　拿到判决后的这几个月，郑吉龙过得非常煎熬，他不想苦苦支撑的医院就这样垮掉。　　他认为医院被判赔，最关键的原因是病历丢失。对于谭淑兰家属所诉“护理不周”、“护工素质不高”、“偷改一对二护理标准”，他予以否认和辩解。由于没有监控录像，双方对此各执一词。　　郑吉龙认为家属没有意识到临终关怀医院的性质，“毕竟这里不是治疗型医院。”　　对此，松堂医院的朱林副院长说，“万明医院给我们同行也敲响了警钟。养老的工作一定要细之再细。其实，将这些条款细化最难。”　　据他介绍，松堂医院90%是卧床老人，医院将稍有活动能力的老人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意外是我们这行最担心发生的。”他说，从入院开始，病人家属要签订详细的协议和免责条约。松堂医院内部各种规定框架非常缜密，护士、护工的职责明确，病历管理非常严格。　　即使有详细的协议，在松堂24年的历史中，也同样存在家属问责、“找麻烦”的情况。　　但朱林说，松堂医院从未因此打过官司，“及时处理、不隐瞒，并在费用上为其做一些减免，基本上都成功化解了。”朱林说。　　盈利之困　　缺少国家政策扶持　　万明医院的院长室里，桌子上摆着碗筷，卫生间里晾着几双袜子，“我现在只能住在医院里。”郑吉龙说，前几年万明医院一直在亏本经营，为此他卖过3套房子，连妻子的一套房子也卖了。　　“到现在为止，医院每年都没有盈利，今年的经营状况持平。”郑吉龙说，亲戚朋友都劝他放弃这件事，他不同意。“如果从商业的利益出发，当初也不会选择这行。”他说。　　他认为现在所做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公益事业，他一直期盼国家能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国家这么重视老龄事业，早晚会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然而，他统计过，所有的捐助都来自社会，捐款也只有两万多元。“这种民营机构，前期一定要亏的，但只要经营好是会盈利的，一定要赢得好名声。”郑吉龙选择坚持。　　目前万明医院盈利唯一靠的是入院病人的增加，而万明医院入住人数还不到50人。　　比起万明医院，经营多年的松堂医院已经步入正轨，现在共住着300多人。松堂医院的副院长朱林说，松堂的盈利模式与万明相同，靠口碑、病人住院量自我造血运作。　　然而松堂医院从1987年建院开始，经营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直到2000年，医院才开始盈利。　　“很多人有资金想创办养老机构，来松堂学习，而真正能做这个事业的寥寥无几，根本原因是盈利难。”朱林说。　　“像一些专科医院靠大量的检查和药费盈利。而我们这的病人病情都已经定性了，无休止的检查我们没有，另外我们允许家属在定点医院自己带药，所以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朱林说。　　国外模式　　临终关怀纳入医疗保险　　58岁的王娜宁曾在美国VITAS创新安宁疗护加州分公司工作过7年，她是安宁关怀注册护士，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是同等含义，都是照顾生命进入晚期的病人。　　美国的VITAS创新安宁疗护公司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私人临终关怀机构。一开始，公司并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中途也曾因经营不善而中断。　　自1982年开始，美国将临终关怀服务增至医疗保健给付系统中，病人可以用联邦医疗保险支付费用。许多州已经建立承保临终关怀的州政府医疗保险，所有的私人保险业者和管理式疗护计划（美国一种健康保险）都有承保临终关怀的服务。　　“有政府医保政策为主导，公司有独立的商业运营。”王娜宁说，“造血系统”的解决，让公司最终得以发展。　　“在美国的公司，90%的病人选择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服务，由护士到家中进行照顾，病人在亲人的身边去世。这一点与国内有很大不同。”王娜宁说。　　在美国，选择临终关怀的病人需要严格的审查，“首先要由医生确诊病人已无法救治，入院护士会评估病人是否符合标准。由本人、代言人同意，事先要签订‘生前预嘱’，表达自己不再做无谓的抢救。而且临终关怀有期限，病人得到的服务只有半年。”　　王娜宁说，如果病人最后决定抢救，必须要报告给其所在的临终关怀医院。　　护士必须持有正规从业执照，在病人家里要做详细的病情、用药记录，“有时候甚至什么时间、地点，谁说了什么关键的话都要记下来。”这是王娜宁在VITAS多年的经验。　　据她介绍，一个病人临终关怀的费用远远低于到医院里接受治疗，从另外一个角度替国家省了钱，所以美国的临终关怀公司都有国家政策、法律的支持。　　专家说法　　民营医院应严执护理标准　　在北京“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巡视员邓小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就万明医院遭遇的官司，邓小虹认为，如果是因为院方玩忽职守造成病人健康的损失，院方责无旁贷。她建议民营医院应该根据收治、护理、转院等各项标准严格执行。　　“（临终关怀医院）一般不提供医疗服务，不能称作医疗机构。”她说，在卫生局管辖的医疗机构的类别里没有“临终关怀医院”这个名称，但是性质相同的有“护理院”。　　护理院和临终关怀医院收治的对象差不多，除了临终的老人，还有一些长期患病，离不开专业机构护理的老人。　　在她看来，“民营反而比公立的开展得更好，障碍就在收费上，公立医院是要严格按照发改委的定价，一天的生活护理费是7块钱，哪个医院办，哪个医院是要赔钱的。”　　她认为民营医院自主定价，价格和市场需求挂钩，但主要的瓶颈仍然是费用问题，“（国家）政策一直都没有落实。国家政策应该给的不止是财政支持，还应该包括对这些机构的运营和维护。”　　（据《法制晚报》报道）　　2010年3月，谭淑兰老人病逝引发了一场医患纠纷，她的儿女以护理不周为名，将北京万明医院告上法庭，最终万明医院被判赔22万余元。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医患纠纷。　　记者调查发现，相比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国家对此类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