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丽天 64岁，成都量具集团退休工人，四川第一师范毕业，曾做教师25年，2001年退休，从2003年开始，报名参加全国、四川省和成都市各类听证会23场，人称“听证专业户”。

　　本报讯 （记者杨万国）7月14日，网民爆料称，成都老太胡丽天多年来19次被抽中为听证代表，而且先后支持过多种涨价。胡丽天因此被质疑为政府安排在听证会上的“托儿”。昨日，胡丽天整理出详细的参加听证的材料，证明自己不是“托儿”。

　　胡丽天介绍，7年来她报名了全国、四川省和成都市的40多场听证会，被选上23次。23次中她表示同意的有13次。还有5次胡丽天只被选为旁听代表，无权发言。剩下的5次，她分别提出了反对意见或改进意见。

　　胡丽天说，她不是政府的“托儿”，每次都是自愿报名被随机抽签选出，有两次她亲自在抽签现场，见证其他代表被抽出的过程。

　　此前，网上有人称，胡丽天的名言是：“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以政府收任何费都有理。”

　　昨日，胡丽天说，她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她表示，对网络质疑感到委屈，但是将继续报名参加听证会。因为听证会是“民主进程助推器”。

　　对话

　　“中签率高，因为报名者少”

　　胡丽天称频频参与听证是因有话要说，即使力量不大，但比政府闭门造车好

　　64岁的胡丽天是一位爱美的老太太，记者拿起相机拍照，她立即从随身小挎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照照，再掏出一个塑料梳子，把头发梳理整齐。

　　对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她说，“我不怕”。她认为，若自己受点委屈，而能引起社会对听证的关注，也是好事。

　　谈“频频听证”

　　“我好辩论，且说得好”

　　新京报：作为普通市民，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参加听证会？

　　胡丽天：2003年有一天我看报纸，说成都要搞公交月票听证。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听证会，以为是去提意见。我不会骑自行车，出门全靠公交。所以我就想去给公交提提意见。

　　但第一次报名，我落选了。

　　新京报：那次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

　　胡丽天：2004年，报纸又公告杜甫草堂和武侯祠门票涨价搞听证，我对杜甫大诗人的草堂该不该涨价提不出意见，就没有报名。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要我去参加听证会。我说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报名。

　　他们说我2003年那次报名落选了，但是他们登记在了“人才库”，这次专门邀请我。我就去了。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就是为听证会而生的。

　　胡丽天：我喜欢辩论，喜欢讨论。而且我说得好。

　　新京报：参加听证会有报酬吗，吸引你的是什么？

　　胡丽天：没有报酬，我们算是志愿者。报名要去拿文件，还要实地调研，很繁琐。有的听证会连工作餐也没有。开完后我们就灰溜溜地走了，很累很饿。意见还不一定被政府采纳。

　　新京报：去北京参加听证会是自费的？

　　胡丽天：来回机票、打车、住宿我一共花了3000元。是我三个月的退休金。

　　新京报：花这么多钱，还是无权发言的旁听代表，觉得值吗？

　　胡丽天：省市级的听证会我都参加了，我想看看全国的听证会是什么样。而且可以提高我的层次，别人一说，她参加过国家会议，多有地位（笑）。这比花3000块旅游有意义多了。

　　谈“中签率高”

　　“主要是报名太少”

　　新京报：你是逢会都要报名参加？

　　胡丽天：不懂的就不报名。比如去年四川和成都市有14场听证会。有一场讲“三结合”的听证，我不懂。剩下13场我报名了，抽中7次。

　　还有垃圾听证，殡葬听证，我觉得有点肮脏，也不去。

　　新京报：你被选上次数这么多，原因是什么？

　　胡丽天：主要是报名的人太少。比如成都高污染车限行，要8个市民代表，只有9个人报名。

　　新京报：会不会因为你比较好说话，有关部门刻意把你选上？

　　胡丽天：我想可能他们心中乐意选我。因为我愿意调查，意见中肯。但我想他们没办法。因为每次都是要抽签的。

　　机动车占道收费那次，我在现场监督抽签，正好抽到我。但自来水涨价听证那次，我是现场监督代表，还有公证处。结果没抽到我。很郁闷。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多提反对意见，多批评，才更能促进社会进步。你觉得表示赞同更有价值，还是提反对意见对社会更有价值？

　　胡丽天：这要看什么事情。我觉得批评反对很有价值。但是也要善于表达支持和鼓励，多提建议。

　　谈“逢涨必夸”

　　“上帝也应通情达理”

　　新京报：比如杜甫草堂门票涨价，当时你同意涨价。但是现在很多人们景区票价太高有意见。后悔当时同意吗？

　　胡丽天：当时申请方列出北京上海等地的门票，都是近百元。成都这两大景点只有30元，太低。我就同意了。

　　新京报：现在物价高涨，人们都愿意价格越低越好，你为什么不反对涨价？

　　胡丽天：听证会当时就在武侯祠里面开。我那时退休金500多块。我跟他们说，如果不是你们邀请，这地方我进不起。但是他们给我们算了成本，他们也要发展，要维护文物，我觉得有道理。

　　新京报：那比如数字电视收费。这些垄断企业，人们觉得应该尽量少收钱。听证会上你们代表了很多人，更应该反对涨价？

　　胡丽天：当时也有代表反对，认为这类垄断企业是一本万利。但是他们是靠技术吃饭，那次涨价20元，但可以接两台电视机，也合理。

　　消费者是上帝，但是上帝也应该通情达理。

　　新京报：假如现在要求杜甫草堂和武侯祠门票降价，你同意吗？

　　胡丽天：同意。

　　新京报：你对社会有批评意见吗？

　　胡丽天：比如，成都太堵；比如，社会分配不公，我都要批评。我同学教师退休后，现在每月退休金4000块。我因为调到企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前的教师身份不认了。现在每月只有1000块。这两年我为这事一直到教育局讨说法。

　　新京报：参加听证会这么多，你对听证制度有什么意见？

　　胡丽天：听证会前应加大宣传，让更多人知道。结束后，应及时把结果转达给听证代表。

　　我参加这么多听证会，只有去年高污染车限行听证后，环保局给我寄信告知结果。其他听证我们参加后就没音讯了。

　　谈“听证意义”

　　“国家兴亡，匹女有责”

　　新京报：怎么看网上对你们“四大金刚”的关注？

　　胡丽天：我们四个人都是有奉献精神，有社会责任感。张见远也很热心，被恶炒后，不愿意露面。但我还得站出来澄清。希望社会理解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参加听证会。

　　新京报：怎么看待那些激烈批评？

　　胡丽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新京报：一些人觉得听证会都是安排好的，走过场，没意义。

　　胡丽天：也不是。比如成都限车的听证会。我同意，但是其他大部分代表都激烈反对，最后没有通过。

　　新京报：你相信听证会吗？听证意义何在？

　　胡丽天：我相信。虽然不一定有多大力量。但总比几个官员坐办公室闭门造车好。起码我要他们知道那不是全票通过。

　　新京报：今后会继续参加？

　　胡丽天：国家兴旺发达，匹女有责。我有很多话想说，有意见想表达，但我不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协委员。听证会就是我的机会。有些人喜欢打球，有些人喜欢选秀。我凭什么不能喜欢参加听证会？

　　本报记者 杨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