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医院怎么就没有医闹啊？
日前，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医闹、号贩等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七种行为予以处罚，乃至追究刑责。在内地，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医患关系紧张，由于医患矛盾引起的各种纠纷不断。那么在“生活讲究”的香港，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呢？记者采访了解到，香港的医疗体制公、私分明。在这里，没有托关系走后门，没有回扣、没有灰色收入，医患纠纷很少，更没有医闹。可贵的是，在香港的公立医院，不会因为病人没钱而看不了病。济南医疗事故律师李安南13506405345
　　公私立医院分工明确
　　香港的医院分两种，公立医院直属医管局，而私立医院由卫生署管理。香港的私营医疗机构和公共福利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一直保持良好状态，共同负担着港人庞大的医疗任务。
　　公立医院收费很便宜，但为了避免大夫过度疲劳，除一些确需的急诊病人外，非紧急情况就诊，均需预约，因为病人较多，预约等候的时间也很长，可能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在公立医院，急诊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确定诊疗顺序，而排队预约基本由计算机完成，即使是有权势的人，在预约公立诊所服务时，也不可能排得更靠前。
　　私立医院虽然收费高，但看病的人少，等待时间相对较短。普通人只要经济不是太困难，有个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会优先选择去私立医院或诊所看门诊，只有大病、重病、急病才会去公立医院享受社会福利。
　　数据显示，香港公立医院住院病人占病人总数的85%，门诊病人只占15%；而私立医院恰好相反,住院病人占15%，门诊占85%。这个差别恰好明确了公立和私立医院各自的分工和定位：公立医院先提供给急需的市民使用，主要以收治大病、重病、急病为主，门诊病人不是其主要服务对象；而私立医院则因为方便、快捷、服务周到，颇受门诊病人的青睐。据统计，在香港的公立医院，13%的住院、28%的门诊病人，正是社会上最贫困的10%。
　　公立医院收费低
　　在香港，只要拥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根据规定，香港市民在公立医院就诊，感冒之类的小病，政府负责63%，需要看专科门诊的病，政府负责95%，而最高规格的手术如肝移植，都是政府全包。
　　香港公立医院的经费主要源于特区政府的税收，由政府通过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提供。有政府买单，香港的公立医院不用像内地医院需要病人先缴费才收治。
　　在公立医院，患者住院一天的费用是100港元，包吃住，也包药品，而根据估算，公立医院普通病房的成本每天约3100港元，成本远大于收益。这些超出病人支付部分的花销也会在账单上显示，它们是账单中政府支付的部分。
　　一位香港浸会大学的博士在妻子产女出院后仔细看过医院的账单，发现因为自己女儿的出生，政府补贴了差不多6万港币，而他们自己，只付了750港元。事实上，公立医院也可接诊非香港市民，但对那些不符合条件的病人，因为没有政府的补贴，他们在公立医院看病的花销往往比私立医院还贵。
　　此外，虽然香港公立医院看病便宜，但是排队时间很长。所以，即使香港的药费便宜，大夫收入高，看病也只能预约排队，否则就要选择付高昂费用看私立医院。
　　当大夫门槛高竞争强
　　香港大夫的收入和地位很高，所以读医很难，都是香港中学成绩最好的人才能上医学院。在香港，大夫也是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大夫的薪酬标准普遍很高，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新入职大夫月薪约为4万多港元，连同现金津贴可达五六万，资深大夫的薪酬加津贴更可高达十几万，顶级的外科大夫甚至周薪百万。所以受益于香港医疗体系的，除了病人外，还有大夫。
　　但香港大夫职场竞争激烈，做大夫十分不易，由于从事的是高技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也并不是每个大夫都能顺理成章走出校门就能披上白大褂的，其行医资质也是需要不断地进修才能保住的。
　　在香港，只有正式的注册医师才有资格行医，而成为注册医师并不容易，通常需要医学院毕业后完成12个月住院医师的培训，并通过一项资格考试。
　　公立医院大夫属于公务员编制，有可预期的丰厚退休金，受到廉政机构的监控，违者将受到停牌、取消退休金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
　　在香港廉政公署网站上，可以找到最近几年受到调查的公立医院职员。曾有一名大夫，因帮助病人在排号时插队而获罪；而另外两位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则因接受殡仪服务提供者约50多万元的贿赂分别被判入狱18个月和15个月。
　　医患关系融洽没有红包
　　在香港，没有红包，也没有药品回扣，香港大夫的收入是固定年薪。因为竞争激烈，香港大夫考核甚多，工作量的评估也很严格，至于收取病家红包，是触犯刑法的，而且会终身吊销行医执照。
　　为了评估大夫的薪酬级别，香港政府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医疗信息系统，医疗管理层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看到任何一个大夫的诊疗行为，并据此对大夫的级别进行评价，之后由政府全额支付工资。
　　香港的大夫对病人的关心，不仅依靠医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一种需要：大夫不好，病人便不来看病，说不定还会投诉他，使他不能晋升。在香港给大夫的晋升，主要依据是职业道德、临床实际工作能力和医学继续教育经历，对申请者在学历、科研能力、论文发表数量等方面并不做特别的要求。
　　而从患者角度来说，香港的医院特别专科大夫很少，公立医院排队难，好不容易排几年的队，才能看个门诊，巴不得和大夫多说几句话，所以对大夫都很尊重，所以这里很少有医患纠纷。
　　香港提供给居民的医疗保障，是通过公立医疗机构实行高福利、低收费来实现的，药物管制和采购也都有严谨组织。过去数十年间，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一直行之有效，并以低成本、高效益闻名世界。
　　正如电视剧《on call 36小时》所讲，公立医院的大夫需要连续当值36小时，在这36小时之内，大夫接到医院的通知，都要实时回到岗位工作。平淡与细腻的医院故事中，寄托着病人对大夫、家属对医院、市民对医疗体制的一种超越贫穷、超越金钱的美好希望。

深圳《晶报》5月5日头版登载的两条医疗方面的新闻抢人眼球。一方面是这两条配图新闻本身各自具有看点，另一方面是这两条新闻因“对立性”而产生的新闻裂变效应。　　
　　一条新闻说，医院里摆灵堂被拘5天；另一条新闻则说，女子做B超被查出前列腺？很显然，头条新闻是说任何人在医院都没有权利胡作非为，否则面临刑拘的危险。第二条新闻，通过一个大大的疑问，是在质疑医者。显而易见，读者看到这样布局的头版版面，首先想到的是医患双方，并由此引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双方关系和矛盾的联想。 　　
　　自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患恶性事件后，国家有关部门围绕整治“医闹”，出台了各种规定，做了诸多工作。继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医务人员等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七种行为予以处罚乃至追究刑责之后，5月4日，卫生部又发出了要求二级以上医院设警务室的紧急通知。很明显，这两项通知通告，是站在维护医者和医疗机构的立场上做出的规定。但是，医者和患者的关系紧张，目前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医者被伤，自有患者的骄狂。患者被伤，却来自医者的无德。只有医者仁心，患者才可放心。没有病谁也不会去医院。去了医院，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愿望就是药到病除、患者康复。但是，原本是一对利益共同体的医患双方，其关系却日渐剑拨弩张，这是谁之过呢？　　
　　首先，医者无良、缺德，是滋生“医闹”的温床。我们不否认有些专业“医闹”和无理取闹者存在，此等畸形的存在或许另有隐情。今天欲说还休的《晶报》头版，让人不得不深究引发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其医患双方在这个变态的关系中，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健康与老百姓的生命休息相关，正常情况下没人会想到去医院撒泼耍赖找乐子。　　
　　其次，现行医疗体制是促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问题。毕竟，无良和缺德的医者并不是主流。但一石激起千层浪，人命关天的事容不得半点闪失。一个医生有失操守，给患者心理造成的潜在威胁，很有可能激发一群患者的愤怒。红包、医托、看病难、用药贵促成了就医者一触即发的仇视心理。医院灵堂对垒女人前列腺，只是问题的表面，要想从根源上找问题，是整个医疗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出现了偏差。当体制成了医院和医生经济利益至上的助推器，患者因体制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又化为一种反作用力发泄在医生身上。　　
　　有关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其间的隐患多于当下的哀伤。纵观自4月30日到5月4日这时隔仅5天的两项有关医疗制度的通知通告，可见官方对缓和医患关系一事的焦灼。优化医患关系，不仅不能只停留在对“医闹”围追堵截上，更不可“皇帝不急太监急”。国家为确保医护工作者人身和行医安全短时间内频出重拳，那些因麻痹大意、玩忽职守而诊断“女人前列腺”的医者，还敢说医患关系紧张是制度惹的祸？　　
　　如今，在医疗体制改革呼声甚高的当下，国家也做出了逐步改变“以药养医”的决定。管理和制度方面的症结靠体制解决，医德方面的问题却是体制外的问题。这依赖于从医者的良心和良知。在医患双方关系中，从治病救人的角度讲，患者永远处于弱势。当环境和体制不再“逼迫”医者无良，医德医风滑坡的观点更站不住脚。到那时，且看“医闹”何为医闹。